自由民主秩序是一个宽泛的、有待解释的概念，基本法将解释权完全交给了宪法法院，使宪法法院成了这种秩序的塑造者，而不仅仅是捍卫者。
[5]如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监字第815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终字第02334号行政裁定书、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三中行初字第191号行政裁定书等等。而且，集体土地征收是一项复合型行为，包含土地征收决定(批复)、补偿方案、两公告(征收公告和补偿公告)、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环节。
[50]前引[43]，李保平文，第80页。即对省级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决定行为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有关土地等自然资源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初始登记，属于行政许可性质，不应包括在行政确认范畴之内。很明显，这些文字想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而非土地征收决定本身。（二）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的内涵 如果将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中的行政主体以省为例，并且删除其中与征用土地决定不相关的词语，该款可以简化为：根据省人民政府征用土地的决定，省人民政府确认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前引[7]，杨海坤等书，第93页。就这一简化版的表述，理论界并无太大争议，一般认为土地征收决定并非终裁行为。有的领导干部借助工作业绩，而不执行党政干部任期制的规定。
由此可知，用制度规范权力何等重要。正是在对领导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深刻反思的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都明确提出了废止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而权力的和平转换，除了由人民决定领导人去留的选举制外，就是通过任期制来对掌权领导人的限制。历史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任期制和干部退休制，我国领导干部职务实际上是终身制的，而领导职务终身制由于堵塞了国家权力和平更替的正常渠道，因此成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干部制度中的主要弊端之一。四、任期制的两个深层科学依据 为什么民主制度下一定要对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任期限制和任届限制)？究其原因，除了这是民主制度的内在要求外，还在于这是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和领导生命周期理论的内在要求。
关键是健全干部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明确的规定。从中可以看出，建立和完善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何等的重要。至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全面建立起来，这是改革开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体制，监察权的成立是没有宪法依据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是行政逻辑的哲学基础，而效率是检验行政逻辑是否功利最大化的重要标志，加之执政党占有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速战速决而非持久战是行政逻辑胜出的优势所在。机关思维是程序思维的基础，程序思维是机关思维的补强，且两者的运用不存在孰先孰后的序列问题。其次，程序思维是机关思维的补强。
正确的思维方法，可以推动改革的蓬勃发展。如果价值冲突无法调和，通过价值层面的整合或重组可能会催生出新的独立权力形态，这或许是我国国家监察权脱离行政权而取得独立宪法地位背后所隐含的发生原动力和发展机制所在。
机关是权力的象征与载体，机关的设置与改革实质是权力内部或不同权力之间的较量与调配。错误的思维方法，则会把改革引入困境(艾丰，1993:1)。
理想的宪法是符合价值诉求目标的权力组织法(程洁，2015:2)，而程序思维是现代宪法视域下带有价值审视的方法，目标是凝聚权力改革在宪法层面的共识，形成内在反映现代宪法价值的有机的、系统的、协调的制度体系。机关思维可能将制造执政党内部权力分支间的经济鸿沟(查尔斯· A·比尔德，2012:1-11)，进而发生马克思主义宪法的基础解构风险，引发上层建筑之价值冲突与失序。[16]即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但观察目前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它实际上阻隔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和社会、公民在反腐语境中的互动，现代政治强调的民主价值并未得到体现。机关思维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对简单权力事项进行改革可能起到短平快的效果，但对于像国家监察体制顶层设计这样的 复杂系统，若缺乏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操作，加之机关原有的救济功能失效，很可能导致相关对象的合法权益受到制度侵犯而无法依法获得救济。否则要么权力改革由于缺乏现实制度承担载体而无法推进，要么因缺失宪法价值指引而引发新的宪法法律问题，甚至宪法危机。
就权力改革而言，某种权力关系的重组会影响整个社会结构(理查德·拉克曼，2013:36)，但这一论断是建立在程序思维基础上的。机关思维作为一种权力控制方法论而言，在国家存在一种绝对强势力量的情境下容易成为该力量的优位选择，其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方法有利于及时抓住时机，促使预设目标能够快速实现。
此外，官僚组织是行政逻辑展开的载体，其通过运作空间封闭化、权力关系层级化以及部门碎片化来建构统治者强大的控制体系。而在功能上，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革新、民主法治建设等，都有赖于政党结构。
另一方面，被管理者只有服从国家意志才能获取其所需资源。而程序思维以被改革的权力为中心，是现代宪法视域下对权力设置、运作、监督等各环节进行价值判断和指引的方法，其目标是凝聚权力改革在宪法层面的共识，形成内在反映现代宪法价值的有机的、系统的、协调的制度体系。
[14]有读者可能认为在类似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突然出现且具有迫切性时，全国人大可能还不到定期开会的时间，由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作出授权决定具有相对正当性和合宪性。从1993年至今，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分别承担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通说认为，其内涵在于就深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框架结构、重点领域、方式方法、运行机制和成本收益等方面的问题，在国家最高决策层主导下，作出战略性和系统化的总体安排与部署(王建民、狄增如， 2013:140-141)。此外，其边际效应倾向于排斥社会。
关键词: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我国幅员辽阔，地方差异悬殊，对重点领域的界定、方式方法的选择等作出统一安排，可能会犯一刀切的错误等。
[2]这一点可以从重要官方文件中得到佐证。实现机构、职能和人员的全融合。
(一)监察权设立环节 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处于试点阶段，监察权在我国尚未设立。运用程序思维来检视这一环节，我们认为这里可能的价值漏洞或风险点有两个：监察权的设立是否体现法治价值。
[5]现代宪法价值不是指宪法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是现代宪法所追求的价值。《试点方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等。从所搜集的重要官方文件发布时间来看，其最先出现在2010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就严重违反法治原则，是法治不成熟的表现。
第五，机关思维是一种内耗式的改革方法，不符合宪法经济观。这个问题体现在：一方面，机关思维强调权力高层的主观能动性，着眼点在于机关本身，这客观上导致公民个人与权力改革事项的区隔。
第二，强大的制度约束，这是行政逻辑的关键。底高扬，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机关思维以具体机关为视角切入权力运作过程，其更多地带有整合性政治的倾向，即通过改革机关本身，整合机关优势，优化机关的政治序列，达到更好的政治效果。第四，机关思维可能违反人权保障原则，使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威胁。
